（二）共享型给付国家义务的构造共享型给付国家义务主要表现为客观法义务，只在少数情况下才直接与公民主观权利相对应（如对相对贫困学生的给付）。

立法机关、监察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每年都会及时、主动公开重要的国家信息和资源数据，公民依申请要求政府信息公开也已经有了明确的法律授权，诸如此类的各种新兴科技手段为法治评估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稳定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都得到较好的保障，法治设计的初衷即为保障平等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法治秩序的形成自然离不开人民的参与。另一方面，法治评估深嵌法治建设进程，不断被法治建设实践塑造和修正。（一）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思想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是无可置疑的领导核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意味着各板块、各领域、各层级的配套党内法规已经比较完备，党内法规体系达到了内容科学、协调统一，为依规治党、依法治国提供了重要的规范基础。因此，人民性必须成为法治评估的基本原则之一，不论是评估理念的确立，还是评估指标的设计都应当以此原则为指导，使之在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等方面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

第二重意义是建立在人们共识意义上的客观性，即法治是人们在认识论上达成的价值共识，为人们的交往行为和理性协商提供了可能。这种状态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客观性，即必须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20]法国的经验并不能成为判断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性质的依据，因为我国的原告起诉资格是有严格限制的。

比如，在案例四中，法院在认定原告真实起诉目的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释明，告知原告撤回本案诉讼及相关诉讼，直接针对补偿安置问题起诉，从而实现其利益诉求。在案例五中，法院可以通过释明，告知原告提起本案直接要求住房保障部门解决房屋分配不合理问题，而非提起不具有实质意义的确认+赔偿诉讼。原告完成 A 条件之后，被告又以 B 条件不具备为由再次拒绝，继而引发连环诉讼的问题。[21]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所主张的由于法院可以不受原告起诉理由限制而将行政诉讼（尤其是撤销诉讼）乃至相关审理程序认定为客观诉讼性质并不准确。

在规范主义进路之下，法院会注意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职责界分，尊重行政机关对行政事务的首要处置责任，即使采用协调和解及调解手段，也是在尊重行政机关意志的前提下做适当的说服工作，以争取行政机关的理解、支持和配合，达到解决涉案争议的目的。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在认定被告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不当的前提下，主持双方调解，达成被告调整罚款数额、原告撤诉的调解协议，成功解决涉案纠纷。

（二）重视行政诉讼类型的作用并厘清其相互关系当前行政争议的多样性客观上要求实现不同种类争议适用不同的救济程序规则，因此，行政诉讼类型观念的确立与制度的建构势在必行。比如，A 类法院在不采用 B 类法院、C 类法院做法的情况下，其对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持有的是纯粹规范主义进路的理解。理论上认为，如果一国行政诉讼具有客观诉讼性质，则当事人提起诉讼只是起到引发司法机关监督行政权依法行使、实现维护客观法律秩序的作用，诉讼程序开启后，法院的审理活动不再受原告诉讼请求限制，只就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理和作出裁判。[12] 参见江必新《：论实质法治主义背景下的司法审查》，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从结果主义进路的操作实践来看，其对司法为民持有的是一种过于现实的理解，可以将其概括为司法兜底或司法托底，认为只要相对人对行政机关提起了行政诉讼，法院就需要兜底解决其所有诉求（包括法律诉求、实际利益诉求乃至将来可能出现的诉求），无论是与本案审理无关的生活困难问题，还是相对人将来的工作生活保障问题，只要有助于安抚原告情绪，消除不稳定因素，法院都要通过案内、案外各种途径，积极协调帮助解决。[13] 参见江必新《：论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载《人民司法》2012年第19期。在具体实施效果上，其过于注重个案的具体处理，忽视了司法裁判结果的引领作用。根据其对法院既有典型做法的赞同和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特征的分析，可以将其观点归入本种情况。

在防止诉讼程序空转、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过程中，强化狭义诉的利益审查的重要性尚未被真正挖掘。3.调解、协调和解、裁判方式的适用。

[10]第二种情况：总体偏向规范主义的理解进路。（一）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实践操作1.第一组案例案例一：虞某某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处罚决定、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行政复议决定案。

本案中，第一被告以原告违反交通信号标志通行规定为由作出处罚决定。据此，对当事人未提出的法律诉求，不宜主动进行处理。总体而言，本组案例中法院的做法存在过度行使司法权的问题。按照上述观念，可以将前述三组案例中的法院做法做以下理论上的归纳：结合表1和表2，可以看出，现实生活中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实际情况相当复杂。上述规定引入了和解撤诉制度，意味着法院针对行政行为引发的诉讼，均可适用协调和解方式解决。传统意义的撤销诉讼针对的是秩序行政下行政机关直接处分当事人权益的行为。

[17] 同前注[11]，王万华文。目前，撤销诉讼对象有被扩大解释的倾向。

该主张意味着：第一，法院遵循既有诉讼程序规则解决法律争议，不违背现有法秩序开展审理活动。这不但体现在原告资格判断的保护规范理论适用，而且体现在诉讼标的和审查范围上。

案例二中，法院针对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调解适用情形，选择调解方式，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终结本案争议。有一种有力的观点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行政诉讼（尤其是撤销诉讼）更多体现出客观诉讼的特质，强调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而较少关注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由此导致忽略了对原告实质诉求的回应，最终不能实现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

（三）本文的立场基于上述两种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理解进路的比较分析，本文以为，我国目前应采用规范主义的理解进路和操作方式。2.行政诉讼程序的启动由相对人发起，且严格限定为其主观公法权利受侵害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就难免会出现所谓的程序空转。在践行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审判理念过程中，人民法院更要从落实建设法治国家的宪法要求出发，遵守法治底线，在案件受理、审理和作出裁判时，严格遵守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框定的职责界限、手段要求和程序规则，不能以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践行司法为民为由，片面强调事实上的案结事了，擅自越出法律制度界限，采用不符合法律规定要求、违背司法权行使规律的行动。

与行政权主动调整社会关系不同，司法权是处理法律争议的权力，遵循发现事实、适用法律、裁决纠纷的固有运行规律。在规范主义进路之下更好地展开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司法活动，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属性，重视行政诉讼类型理论应用，正确适用行政诉讼程序规则，注重发挥法官释明和依职权调查证据的能动作用。

综上可以认为，要实现从规范主义进路完成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任务，首先必须对我国行政诉讼整体属于主观诉讼有个清醒的认识。其次，就情况判决而言，一方面，作为其经验来源国的日本情况判决制度的设计，并未影响该国抗告诉讼属于主观诉讼的属性。

规范主义进路只认可当事人提出的法律诉求，而不承认实际利益诉求。具体运用方面，出于彻底解决行政争议考虑，规范主义进路强调在尊重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的同时，尽量作出能够直接形成或变更涉案行政法律关系内容的判决，如变更判决、含有明确履行内容的给付判决等。

据此，《撤诉规定》第1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可以在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建议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二，要注意协调和解与调解的适用范围。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通过法院积极行使释明权、调查取证权，帮助提升相对人举证能力，充足案件实体裁判条件，促成履责和给付案件在一个诉讼程序中解决。 闫尔宝，法学博士，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

但是，针对第二组、第三组案例中的情况，采用第一组案例做法的法院，就未必认同和采用上述两组案例中法院的做法。此处需要强调的是，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出发，需要更新对上述两种诉讼审理方式的认识。

第四，裁判的作用应得到重视。根据当事人提出的诉求，正确确定案件审理对象和审理范围，不宜任意曲解和偏离，不宜越过司法程序处理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问题。

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实现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目标的司法手段的应用顺序为：协调和解——调解——裁判。案例六中，法院并未就涉案行为直接判决，而是通过组织原告与第三人进行协调，以解决原告生活困难的方式促成争议解决。